维吾尔族 ，主要聚居于 维吾尔 区。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从 6、7 世纪起，先后采用过突厥鲁尼文（亦称“鄂尔浑—叶尼塞”文）、回鹘文，10到11世纪后，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逐步取代了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20世纪70年代，曾推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维吾尔族文学渊远流长。民间文学及作家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及鲜明的特色。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维吾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寓言、谚语、民间弹唱等多种体裁和形式，对维吾尔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维吾尔族史诗中，代表性作品首推《乌古斯传》（亦称《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它是迄今发现的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古老的散文体史诗。反映了尚处于游牧氏族部落社会阶段时期的维吾尔族先民信奉萨满教的原始风习，对苍狼的图腾崇拜，及对周围其他古老部落名称的民俗学解释。史诗通过关于乌古斯可汗南征北战的有声有色的描述，表现了乌古斯可汗的英雄气概和赫赫战功，表达了各突厥游牧部落要求联合统一的愿望。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古朴生动。此外，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中,也采撷了若干英雄史诗的片断,如关于英雄阿里甫·艾尔·童阿的挽歌、关于与非伊斯兰回鹘人、唐古特人之间征战的史诗片断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古代历史、宗教、民俗、语言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维吾尔族的民间叙事诗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婚姻自主的爱情长诗居多。如《艾里甫和赛乃姆》、《塔伊尔与祖赫拉》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故事往往成为历代诗人、作家进行创作的传统题材，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回到民间流传开来，循环往复，形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水乳交融的状况，这也是维吾尔族文学的一个特点。《赛依特好汉》等叙事诗则以对抗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反对压迫剥削为内容，歌颂了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勇敢、机智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维吾尔族民歌十分丰富。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劳动歌、生活歌、历史歌、习俗歌、情歌及新民歌等。
劳动歌既有产生于游猎时代的古老猎歌，也有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之后的刈麦歌、打场歌等，大多表现了人们对于劳动的热爱及收获时的喜悦。生活歌有诉说长工、矿工、赶车人苦情的歌，有倾吐妇女哀怨，描述孤儿凄楚的歌等等，它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历史歌主要是关于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歌谣，有的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及农民的英勇反抗和暴动起义，有的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家乡、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北疆伊犁地区的《诺孜古姆》、《筑城歌》、《英雄沙迪尔的歌》、反对沙皇的《迫迁歌》，南疆喀什地区的《关于马提台的歌》等等。习俗歌多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时吟唱，有酒歌、婚礼歌、哀悼歌等。它与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紧密相连，富于民族特色，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情歌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青年男女间炽热的恋情往往通过富有维吾尔民族心理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比兴手法来加以表达，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烈颂歌，表现了人民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有的清幽淡雅；有的瑰丽神奇；有的机智幽默；有的寄寓遥深，大多表现了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是非观念和顽强、乐观、风趣的民族性格特征。如描述一个吝啬刁钻的巴依不许长工们在他门前树荫下歇凉,长工们集资买得荫影后,随着荫影的移动,跑到巴依院子里、屋顶上开怀作乐,使得巴依叫苦不迭的《桑树荫影的故事》；流传极广的《阿凡提的故事》，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毛拉则丁的故事》、《赛莱依·恰坎的故事》等，都显示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诙谐幽默的情趣。《三条遗嘱》之类的故事则具有较浓厚的讽喻色彩，它教育人们要依靠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谋求幸福。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的故事中，还有一类连环故事，如流传于南疆喀什、和田一带的、包括36则故事的《鹦鹉的故事》、包括10则故事的《国王阿扎旦和巴哈提亚尔》等。它们在结构上、情节内容上，都明显反映出印度文学、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这是由于新疆曾经处于丝绸之路的枢纽，维吾尔族汲取了各种文化精粹的结果。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还有包括动物故事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寓言故事，它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哲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维吾尔族的谚语，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中就辑有不少，其后又不断丰富发展，不少谚语表现了尊重知识、慷慨好客、注重团结、讲求实效等传统的民族风尚。
维吾尔族的民间弹唱是一种表演性很强的综合艺术。吟唱内容有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爱情叙事诗、民歌等，亦有演唱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者。《十二木卡姆》中的歌词除古典作家的诗章片断外，亦有传统的民歌及情歌。
此外，维吾尔族还有许多独特的民间文艺活动，如“麦西莱甫”、“巴赫赛依莱”、“努鲁孜”、“白雪节”等，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歌唱、舞蹈、游戏外，还有讲故事、说笑话、对诗联句等文学内容，深受群众喜爱，也是民间文学一代代流传普及的一条重要渠道。
作家文学 　维吾尔族的作家文学，根据迄今为止的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发轫于公元7、8世纪,它大体可分为突厥汗国—回纥汗国文学、高昌回鹘汗国—喀拉汗王朝文学、察合台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几个历史时期。

突厥汗国（552～744年）与回纥汗国(744～840年) 文学

　这一时期（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主要是鄂尔浑碑铭文献。这些碑铭中有一部分是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史诗性质的碑文。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可认作维吾尔人的第一批书面文学作品。碑铭采用了散韵相间的叙事诗体裁，以排比、反复等手法构成了诗的节奏。语言生动,内容凝炼,具有英雄史诗刚健雄浑的风格。这些碑铭尽管反映的历史事件不同，但在语言及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上具有共性。几乎都以结束内部纷争及战乱，建立统一团结的汗国，俾使人畜兴旺发达为主题，歌颂了为实现这一愿望而斗争的英雄的功绩。这些碑铭文献除具有文学价值外，还提供了有关古代突厥—回纥部落的历史、人文、民俗资料及古回鹘语言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研究古代维吾尔，而且对研究当时共同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其他突厥语系诸民族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它们为后来的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高昌回鹘汗国与喀拉汗王朝时期文学

　9 世纪中叶，维吾尔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从蒙古高原西迁到新疆的维吾尔人与先前的居民一道建立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汗国。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社会条件的不同，因而在文学上呈现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一为摩尼教、佛教及汉族文化影响下的高昌回鹘汗国文学；一为伊斯兰教及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下的喀拉汗王朝文学。

高昌回鹘汗国文学 　

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人中的一支与原先在北庭一带游牧的回鹘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包括焉耆、库车、拜城、鄯善、哈密及敦煌以东一部分地区的高昌回鹘汗国,转入了农业定居,当地的古代焉耆人、龟兹人、高昌人、汉人等也逐步融合了进去。城市与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回鹘书面语随之在新疆及中亚成为通行的语文。高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早就是中原文化和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兼之高昌汗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时并存，因此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不仅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以及摩尼教、景教典籍，而且还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出佛教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此外还有《伊索寓言》、《圣乔治殉难记》以及《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等与景教流传有关的故事。诗歌有《吐鲁番民歌集》、《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等。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押头韵，与其后的维吾尔诗歌明显不同。过去世代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如《乌古斯传》等，此时有了写本或抄本传世。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维吾尔人民的社会生活，多幕剧《弥勒会见记》的几个抄本的发现可为例证，宋人王延德所撰《使高昌记》对此亦有所记载。13世纪后，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全境取得统治地位，高昌汗国时期及其以前创造的大量非伊斯兰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迄今发现的这些文献不仅只是当时大量文学作品中为数寥寥的一部分，而且多属断简残篇，原著译者已无从查考。现仅从少数幸存作者姓氏的残卷中得悉当时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有迦鲁纳答思、齐齐、阿普林啜特勤、僧古萨利、齐速亚都统、伽琳·凯什、阙达干、阿思黑都统等人。
阿普林啜特勤的爱情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诚挚深沉。摩尼教赞美诗对黎明之神的赞颂，反映了人民对于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僧古萨里所译《金光明经》及《玄奘传》，不仅表明了翻译家汉文、回鹘文造诣之深、翻译技巧之高，而且显示了当时维吾尔书面文学发达的程度。源于佛教本生故事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通过对菩萨转世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翦除凶恶的妖魔、瘟神，解救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描绘歌颂，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战胜社会和自然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作者采用对反面人物狰狞面目的夸张描写，成功地反衬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这种对比陪衬手法成为后代维吾尔文学创作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之一。

喀拉汗王朝文学 　

从漠北西迁的另一支回鹘人与葛逻禄等突厥部族汇合，建立起囊括新疆南部、七河流域及中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喀拉汗王朝（亦称黑汗王朝或哈喇汗国）。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手工艺及贸易的繁荣，巴拉萨衮、喀什噶尔成为喀拉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维吾尔文化和文学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高涨的局面。喀拉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学艺术被置于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哲学的影响之下，因此喀拉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与同出一源的高昌汗国维吾尔文学相比，更多地吸收了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内容、形式、体裁、风格上都别具特色。
喀拉汗王朝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学遗产有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艾哈买提·尤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艾哈买提·雅萨惟的《箴言集》等。
《突厥语辞典》系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于1072至1074年编纂而成。它介绍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语部族的源流及分布地域、典章制度、人文风尚、文化成就等多方面的情况，被世界突厥学界公认为11世纪突厥人的百科全书，具有多学科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在该书词条的注释中收录格言、谚语300多条，诗歌及史诗片断约240余段，按其内容、形式、韵律归纳分类，除有英雄史诗的片断外，还有劳动狩猎歌、征战诗歌、描绘大自然的季节歌、习俗歌、爱情诗歌以及关于道德风尚、民族传统方面的训诫性诗作片断等等，从中可以窥见古代维吾尔文学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广度、深度及其艺术成就，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福乐智慧》成书于 1070年。这部13000多行的长诗，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典范作品。其主要部分采用对话形式,具有诗剧性质。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强调法制,选贤用能，公正地治理国家。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道德规范、哲学思想及富国强兵之道的一系列观点,成为学者们研究喀拉汗王朝的一部重要典籍,由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对后世维吾尔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真理的入门》是喀拉汗王朝末期的代表性作品，在《福乐智慧》的影响下写成，但语言已采用较多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这部哲理训诫性长诗强调了知识文化的重要，称颂了慷慨、正直、谦逊、大度等美德，谴责了无知、昏庸、贪婪、骄傲等恶习,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和《福乐智慧》一样，宣扬了伊斯兰教义及封建道德规范。
喀拉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许多作品都渗透着伊斯兰教义及苏菲主义思潮，生活于12世纪初期的艾哈买提·雅萨惟就是苏菲教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为《箴言集》，这部诗集规劝人们摒弃世俗欲念、宣扬返朴归真、听天由命的遁世哲学。喀拉汗王朝后期内忧外患的处境，以及作品语言与口语相近，使其在群众中流传甚广，对后世维吾尔族文学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察合台文学 　

13世纪成吉斯汗的进军和蒙古帝国的建立，给生活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的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和新的因素。从蒙古草原到里海之滨的辽阔地域连成了一片，各突厥语民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从而导致了打破方言地域界限、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的形成。这一文学语言是在喀拉汗王朝的突厥──维吾尔语及高昌汗国的回鹘语基础上，吸收阿拉伯、波斯文学语言的影响发展形成的，它通行于察合台汗国的广袤疆域，并在察合台汗国分崩离析后仍流行于故地，故习称“察合台语”。高昌汗国并入察合台汗国版图后亦逐步伊斯兰化，至此维吾尔文学复合二为一，逐步进入了使用共同书面语──察合台语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察合台文学时期（13～18世纪）。
这一时期前期的杰出代表作家有拉布乌孜、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和纳瓦依等，他们的作品为维吾尔古典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纳斯尔丁·拉布乌孜的《先知传》（又称《拉布乌孜故事集》），属察合台文学早期，它取材于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的先知故事和宗教传说，以散文体写成，其中某些抒情写景及阐述哲理的部分穿插诗歌韵文，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特殊风格。精辟的箴言在短小精练的故事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富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就创作思想而言，是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的宫廷文学及其同盟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苦行主义、遁世哲学的苏菲派文学与反对封建及宗教桎梏、主张正义、自由、热爱生活、歌颂纯真爱情和理想的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就书面语言而言,则是风靡一时的以阿拉伯、波斯语创作的倾向与抵制这一潮流，坚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维吾尔文学的发展，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作家和诗人，如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以及后来代表整个察合台文学高峰的纳瓦依等。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中亚的文化中心已由喀什噶尔迁往河中地。许多维吾尔作家、诗人往往聚集在河中地进行创作甚或度过自己的一生。阿塔依和赛喀克这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创作经历和风格特色，但在创作题材及思想内容上有着许多共同之点。他们都揶揄嘲笑寄希望于天堂的苦行主义、遁世哲学，主张热爱世俗生活，颂扬忠贞纯洁的爱情，歌颂现实生活之美，歌颂对光明和幸福的追求，痛斥矫揉造作的伪善。他们创作了大量感情真挚，艺术高超的“格则勒”，为这一抒情诗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阿塔依、赛喀克之后，在抒情诗创作上，鲁提菲的成就尤为突出。鲁提菲被纳瓦依誉为“维吾尔语言的泰斗”,他的传世之作,一为抒情诗集《鲁提菲集》，一为叙事长诗《古丽与诺鲁兹》。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真善美形象化，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对理想和光明的信念，摒弃对来世的虚无飘渺的幻想，勇敢地为追求正义和幸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诗人的美学思想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后世维吾尔、乌孜别克、阿塞尔拜疆文学的发展都有较大影响。
新疆及中亚许多突厥语民族（包括近代才分化形成的某些民族），历史上曾处于同一封建王朝的统辖之下，加之语言、文化传统及其他人文方面的共同因素，在文学上长期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交错的复杂情况。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现象，造就了纳瓦依在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语民族文学中的巨大影响和突出地位，使其创作成果成为维吾尔及突厥语系某些民族文学史上的共同的丰碑。
纳瓦依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包括 16种诗体 3130首44803 行的四卷集抒情诗《精义宝库》和包括五部长篇叙事诗的《五部诗集》。纳瓦依的这些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窒息人类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樊笼，强调了人的尊严，斥责了对妇女的歧视，充满着对暴政的愤怒抨击，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的叙事诗更充分展现了这种进步思潮与封建宗法统治之间的深刻的社会冲突。此外，集中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鸟语》、颂扬各种行业分工的《情之所钟》、阐述诗歌韵律的《诗律准绳》、评介当代及前辈诗人的《群芳雅会》及阐述突厥语优越性的《两种语言之争辩》等等，都对维吾尔古典文学乃至现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察合台文学后期，继承了鲁提菲、纳瓦依的优秀诗歌传统的代表人物当推赫尔克提、翟黎里和诺比提。赫尔克提的《爱情与苦恼》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格调清新，想象奇特，在叙事诗中别开生面。翟黎里的《漫游记》等诗集，满挹忧国忧民之思，感情深沉激越。诺比提的抒情诗风格细腻，寄寓遥深，香草美人，别有怀抱。此外，在他们之前和以后，辉映维吾尔文坛的还有阿曼尼莎汗的《纳菲赛诗集》、哈依勒·西凯斯特的《照世镜》、毛拉·艾莱姆·沙赫亚尔的《玫瑰与夜莺》、毛拉·热依木的《情缘录》和卓加罕·艾尔西的《艾尔西诗集》、毛拉·哈西木的《诸王书》、奥麦尔巴克的散文体《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等等。

近代文学 　

1759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及和卓们的骚乱，恢复了新疆与祖国大家庭的统一。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少维吾尔族学者应邀到北京参加《五体清文鉴》的编纂工作。但是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走向腐朽没落，清政府派往新疆的官吏与维吾尔族上层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地鱼肉人民，激起了不断的反抗和起义，这一形势推动了文学进一步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使维吾尔文学进入了一个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察合台文学末期初露头角的讽刺艺术到这一时期表现得更为犀利尖锐，成为这一时期（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末）文学创作上的基本特色之一。
这一时期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作家、诗人有尼扎里、古穆纳木、凯兰代尔、萨布里、艾里毕·吐尔都西阿洪、毛拉·毕拉勒、毛拉·玉素甫、毛拉·夏克尔和泰介里等。
尼扎里流传至今的作品有爱情长诗《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麦赫宗与古丽尼莎》、《热碧亚与赛丁》等12部叙事诗。哲理长诗《济世宝珠》和抒情诗集《穆罕默斯集》。爱情长诗中，特别是《热碧亚与赛丁》取材于当时的真人真事，通过这一悲剧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扼杀纯真爱情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传统观念，亟富现实意义。古穆纳木与凯兰代尔都是优秀的抒情诗人，萨布里与艾合买提夏·哈里哈西则擅于辛竦的讽刺。艾里毕·吐尔都西阿洪把最底层的工匠们的生活纳入自己的创作题材。毛拉·毕拉勒则更有进一步的突破，在其长诗《中国土地上的圣战》中直接描述了伊犁农民暴动及窃取了起义领导权的封建上层与宗教上层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在《诺孜古姆》中塑造了一个被清军流放的英勇不屈的女英雄形象；在《长毛子玉素甫汗》中揭露了一个来自浩罕、自称圣裔、披着宗教外衣、招摇撞骗的无赖典型。这些作品为维吾尔文学进一步走向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拉·夏克尔继其后以《凯旋记》反映了1863年的库车农民起义，而泰介里的《电光的显露和消失》，则渗透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和对光明未来的信念，在维吾尔族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民主主义文学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现当代文学（1919～　）

　进入20世纪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忧外患的处境和抗日战争的烽火，促使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族文学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时代风云和历史潮流赋予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一种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色彩。文学与人民群众、与进步思潮、与革命斗争的联系、结合大大加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创作思想的主流，不少作品还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作家和诗人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阿拉伯、波斯文学曾对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有过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则是从五·四新文学和俄国民主主义的优秀作品和苏联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解放，已成为文学创作首先注目的中心。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维吾尔族誓与祖国共存亡的坚定决心，祖国高于一切、祖国重于生命的炽烈感情在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古典作品中那种对自己家乡故土的深挚爱恋已升华为对整个祖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在体裁上也出现了歌剧、话剧、散文、小说、文艺评论等现代文学形式。所有这一切特征，标志着维吾尔族文学与现代汉族文学潮流相一致。
阿不都哈勒克·维吾尔、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农·哈迪尔、铁依甫江等，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代表。其中，尤以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旗手黎·穆塔里甫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黎·穆塔里甫(1922～1945)曾经受到陈潭秋、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和文学大师茅盾的深刻影响，他既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诗人，又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坚强战士。他在《五月之歌》、《中国》、《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中国游击队员》、《对岁月的答复》等名篇中,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和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激励人民奋起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殊死的拼搏，为争取光明、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而斗争。诗风豪迈雄浑，气势磅礴。除诗歌外，他还写剧本、小说、散文、文艺论文。这位坚贞不屈的诗人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阿克苏狱中，牺牲时年仅23岁。阿不都哈勒克·维吾尔(1904～1932)也是维吾尔族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写有不少反对压迫剥削、争取自由解放的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章，1932年在组织吐鲁番农民起义时被盛世才所杀害，其作品亦多散佚。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农·哈迪尔等都直接参加了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疆三区革命，他们或以激情洋溢的诗篇，或以催人泪下的小说、剧作，唤起人们对旧世界的憎恨，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激励人们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获得和平解放。从此，维吾尔族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以他们绚丽的彩笔，描绘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图景,鼓舞着人们为建设美好的新中国而忘我劳动,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相继问世，为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画廊增添了风姿。尼米希依提的《思念》、《告别了,但永远告别不了》、《在时代的讲坛上》,铁依甫江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一位老战士的嘱咐》等，都以恢宏磅礴的气势，深沉激越的感情而脍炙人口。克里木·霍加的许多“柔巴依”，短小精悍，深寓哲理。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剧本《喜事》，则是老作家对新生活的热情礼赞，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用他朴实清新的诗笔在创作抒情诗之余，还写出了长诗《沙婀黛蒂汗》，深刻地揭示了维吾尔人民在封建王公伯克制度下的苦难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维吾尔族当代文学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由于历史出现了曲折，历次左的干扰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维吾尔族文学的繁荣。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维吾尔族当代文学才开始复苏并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重新迈开步伐。近年来，在摆脱了思想和文化的禁锢之后，维吾尔族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新文学体裁的作品相继问世，许多老作家、老诗人重新焕发了青春,而更多的中、青年作家不断涌现于文坛。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等在小说创作中已获得令人喜悦的成就。对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对于中外名著的翻译介绍，也都已重新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切预示着当代维吾尔族文学正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丰富多彩的新时期新疆多民族文学

[日期：2009-01-02] 来源： 作者：新作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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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半个世纪的 历史 进程中，新疆每个民族都产生了自已优秀的作家群。著名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与克里木·霍加、祖农·哈迪尔、祖尔东·沙比尔、艾勒坎木·艾合坦木、阿扎提·苏里坦、阿拉提·阿斯木等维吾尔族作家一起，创造了维吾尔族当代文学的繁荣。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赦斯力汗·库孜巴尤夫与库尔班阿里·乌斯曼、乌玛尔·哈孜、夏侃·沃阿勒拜、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等作家一起，书写了哈萨克文学的新篇章。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如柯尔克孜族诗人阿曼吐尔·巴依扎克、沙坎·乌玛尔、塔吉克族作家木尼·塔比勒迪等，也一样被记入了新疆多民族文学 发展 的史册。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
同时，一批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在新疆多民族文学中也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刘萧无、王玉胡、邓普、周涛、章德益、刘亮程、董立勃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出了一批 影响 很大的作品。可以说，正是各民族作家共同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新疆多民族文学不断发展不断繁荣的景象。

　　小说：崛起的雄姿
新疆的小说创作在２０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较快，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有了重要的突破。如果我们把1976年发表的柯尤慕·图尔迪的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作为新疆多民族文学新时期小说的开路者，那么维吾尔族作家祖尔东·萨比尔的长篇小说《探索》的出版，就有了突破性的意义。《仇恨》《黑夜里的闪电》《漩涡里的浪花》《阴间来者》《麻赫穆德·喀什葛尔》等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行，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限制的历史题材作品的障碍。其他少数民族的长篇小说创作一样收获颇丰。贾合普·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成了哈萨克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居玛拜·比拉力的《山顶上的事情》、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巨变》等，都是这个年代重要的长篇小说创作成果。
这一时期各民族作家还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其中维吾尔族文学中影响较大的有祖尔东·萨比尔的《负债者》《刀朗青年》《邻居们》、买买提明·乌守尔的《胡须风波》《流浪者酒馆》《阿依汗》、艾海提·图尔迪的短篇《再见了九天之所》、买买提·巴格拉西的《瘸鹿》《洪流》、艾合坦木·乌买尔的《大地，看住你的人》《生虫的涝坝》、哈丽旦·司拉音的《雁鸿湖》《沙漠的梦》等。其他民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一样也是收获巨大。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努尔满老汉和他的猎犬巴列斯》、夏木斯·胡玛尔的《英雄博克》、苏里堂·张波拉托夫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猎娇昆糜》等，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另外汉族作家赵光鸣的《西边的太阳》、董立勃的《黑土红土》、王刚的《博格达童话》、胡尔朴的《蝶之灰》、蒙古族作家巴岱的《奔腾的开都河》、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的《不朽的功勋》等各民族作家的小说，也是这个时期新疆小说的重要收获。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疆小说发展较快，尤其是汉语长篇小说创作，成绩较为显著。从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到王刚的《英格力士》和刘亮程的《虚土》，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把新疆汉语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年不断有新作佳作推出的小说作者还有傅查新昌、王伶、蒋光成、刘岸、丁燕、尹德朝、卢一萍、王钟、李娟、张弛、遥远、陈予等。儿童文学作家刘乃亭、周俊儒、王广田等，近年也写出了不少佳作。
近两年来，少数民族的小说也创作颇丰。其中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天山文艺奖”的长篇小说就有：朱马拜·比拉勒的《东方美女》、艾海提·吐尔地的《不幸的赛依德亚》《飘荡的灵魂》、阿拉提·阿斯木的《喝了生奶的人们》、阿尔斯兰·塔力甫的《名垂青史的老人》、乌拉孜汗· 阿合买提的《在沙漠留下的脚印》、巴特尔汗·胡斯别根的《靠山》、沙坎·乌买尔的《光辉的历程》等。除了长篇小说外，许多中短篇小说也出现了不少难得的佳作。其中获得“骏马奖”和“天山文艺奖”的作品有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小说《掘墓人》、朱马拜·比拉勒的中短篇小说集《蓝雪》、穆罕默德·依明的中短篇小说集《沉睡的黄昏》、热孜瓦古丽·玉素甫的短篇小说集《红遍乡村》、克尤木·阿布都卡德尔的中短篇小说集《秀发》、克尔巴克·努尔哈力的中篇小说集《旭光》、哈布迪什·贾那布尔的短篇小说集《人生漫笔》、买买提沙力·买提肉孜的中篇小说《看你怎么活，拜尔娜》、阿布里克木·艾山的短篇小说《再图娜的红苹果》等。

叙事长诗

论叙事长诗

一、 论叙事诗

“长诗”（Dastan）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
长诗（dastan即叙事诗）体裁在维吾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犹如一顶光彩熠熠的桂冠。它源远流长，无论古今都以勃勃生机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首先，在谈到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创作时，应该说一下“长诗”这一术语。“长诗”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如在《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中说：“‘长诗’（Dastan,波斯语）是用白话和韵语形式讲述的一种故事、奇遇、史实和诗歌”[1]。而关于长诗在维吾尔当代文学中的应用，在《维吾尔语祥解词典》中做了这样的解释：“长诗是用诗歌形式写的大型作品……是叙事诗……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2]。笔者认为，这一定义的前一句说的正确，能够反映维吾尔当代文艺学中“长诗”的概念本质。而在第二句的后面，要是加上“诗体”的这一形容词定语，说成“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诗体叙事作品”，才能成为对“长诗”做的比较完整的定义。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可能是诗体作品，也可能是故事或传说等散文体作品，它没有将它们明确区分。同时，“叙事作品”对诗体作品和散文体作品都是共同特点，它的反义术语是“抒情作品”。若再深入探讨一下“长诗”特征的概念，那就看一下在《文学理论基础》一书中对“长诗”所做的定义，即“长诗通过生动地描述具体事件和人物，反映某一历史时期英雄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一定情节的篇幅较大的诗体作品”[3]。
总之，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可见，在这一术语传入维吾尔语之前，维吾尔族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长诗体裁的作品。 叙事长诗-其分类

其分类

二、叙事诗的分类

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根据它们的实际蕴藏状况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分类介绍。在此，本文的讨论包括书面长诗和民间口头长诗。

第一、英雄长诗。

其中有《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Qastani Elik Beg , 高昌回鹘的模仿诗作）、《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Bekeq Arslan tegin ,《突厥语大辞典》中提过的诗作）、《英雄轻·铁木儿》、《英雄乌麦尔》(emer batur)、《亚奇伯克》(Yaqibeg)、《阿布都热合曼·汗和卓》（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等。

第二、教诲长诗。

如《真理的入门》（etebetul heqhayiqh ,１２－１３世纪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诗作）、《心之所钟》（Mehbubul qhulub,纳瓦依诗作）、《斯德克之书》（Sidiqhname ,热失德诗作，1785-1786年间写成）等。

第三、社会哲学长诗。

其中有《福乐智慧》(11-世纪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夫的诗作)、《正直人惊愕》（Heyretul ebrar,纳瓦依诗作）、《解脱的食粮》（Zadul　nijat，18-19世纪诗人尼扎里诗作）。

第四、幻想长诗。

《七星图》( Sebbiy Seyyare , 纳瓦依诗作)、《鸟语》（Lisanut teyyir,纳瓦依诗作）、《鸟类逻辑》（Mentikutteyyir , 18世纪诗人伊布拉音·和田诗作）、《曼苏尔》（Mensur,18-世纪诗人毛拉穆罕默德·尼亚孜之作）等。

第五、历史长诗

（有些是关于个人经历的长诗）。如：《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英雄乌麦尔》、《长毛子·优素甫汗》（Qangmoza Yüsüphan , 19-世纪诗人毛拉毕拉里之作）、《诺孜库姆》，（Nozigum , 该诗作也有民间叙事诗的样本，也有诗人毛拉毕拉里写成的抄本），《古丽库玛尔》（Gülhumar,现当代诗人艾米尔· 胡赛音·哈孜之作）、《我的七个女儿》（Yette kizlirim , 当代诗人伊布拉音木·库尔班之作）、《艾合买提江走过这条街》（ehmetjan bu koqidin Otken , 当代诗人阿布都拉·苏来曼之作）、《凯旋之书》（Zepername , 19世纪诗人毛拉·夏克尔之作）、《中国大地上的圣战》（γazat der mulki Qin,毛拉·毕拉尔之作）、《伊犁儿女》（Ili perzentliri,当代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之作）等。

第六、理想社会长诗。

如《伊斯坎德尔的城堡》(Seddi iskender,纳瓦依诗作)、《迪巴恰》（Dibaqe-序诗，即长诗集序言，尼扎里之作）、《伊斯坎德尔传》（19世纪诗人扎依德·阿洪之作）等。

第七、爱情长诗（其中包括魔法爱情长诗）

。如《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Qhemer eah wa eemsi janan）、《乌尔丽哈与艾木拉江》(Heriliqha we Hemrajan)、《萨娜瓦尔》(senewber)、《艾里甫与赛乃姆》、《塔依尔与祖合莱》（它们多是民间叙事诗）、《热碧娅与赛依丁》（尼扎里诗作）、《青丹》（Qin muden,黎·穆塔利甫和阿布都热依木·乌体库尔1942年合作写成的叙事）

第八、社会政治长诗。

（给恋人的一封信，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执笔，1951－1954年间写成的叙事诗）等。

在上述长诗中，有些长诗既有韵文叙述，又有散文叙述，如《艾里甫与赛乃姆》、《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我的红玫瑰》(Qhizil gülüm)、《公子热纳伊·加罕与公主阿布塔比·塔吉再尔》（eahzade renayi jahan wa melike aptabi Tajizar,载《源泉》2001年，第1期）（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不过，这些长诗都以诗体作为基础，以韵文叙述为主，因此它们属于长诗体裁。

叙事长诗-长诗的形式

上述长诗的绝大部分都用“mesnewi”（双行诗）形式，如《福乐智慧》、《五卷诗》、尼扎里长诗集等，有些有“murebbe”（四行诗）形式，如《真理的入门》、大部分民间长诗和现代书面长诗主要部分都用这种形式创作。有些用“muhemmes”（五行诗）形式，如《被蹂躏人们的叹息》（Mezlumlar Ahi ,19世纪诗人迪丽巴尔·多尔尕诗作）、《马之书》（19世纪诗人阿合买提沙·喀喇喀什诗作）、《苦难纪历》（19世纪诗人赛依提·穆罕穆德之作）、《水果之书》（Miwename,19-20世纪诗人阿布都哈德尔·大毛拉诗作）等。同时，有些长诗是用多种形式创作的，如在《艾里甫与赛乃姆》中既有双行诗形式，又有四行诗形式，而在《阿布都热合曼和卓》中，双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形式同时并用。此外，在除上述长诗之外的个别长诗中，又有“Ferd”（四行诗）、“Rubai”（柔巴依——四行诗）、“γezel”（格则勒——抒情诗，5至22行）、“qheside”（赞颂诗）、“mersiye”（挽歌）、“name”（书信,即诗体书信）等形式的诗歌。长诗主要以“阿鲁孜”（Aruz）格律和它的各种韵律创作，有些则以音律创作。其中书面长诗一般以“阿鲁孜”格律创作，民间长诗的一部分以音律创作。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民间长诗也有，但在这种长诗中主要还是以“阿鲁孜”格律为主。“qaqma”（自由诗体），一般在古典长诗中应用，但在现当代，如在乌麦尔·穆罕麦迪(前苏联20世纪山半年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等人创作的长诗中也运用了这种形式。
长诗的诗行以压脚韵为主。但在古代长诗的个别诗行中，也有使用头韵的情况，如在《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长诗中有压头韵的诗行。在近代，尤其现代长诗创作中主要转向压脚韵。
在历史时代方面，维吾尔长诗属于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和现当代的产物。因此，在把维吾尔长诗划分历史类型时，可以把在奴隶时代，即奴隶时代初期和中期产生的长诗称“古典长诗”，把在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时代产生的长诗称“现代长诗”。

叙事长诗-现代长诗

维吾尔长诗在篇幅方面从未受过任何模式的约束。其中，有一万行以上的长诗，如《福乐智慧》有13,290行，而《伊斯坎德尔的城堡》有14,36行。维吾尔长诗的绝大部分在三千行至一万行之间，也有一千行、五百行、三百行、二百行、一百行左右的长诗（或叙事诗）。
维吾尔长诗中塑造的正面人物绝大多数是英雄人物，用形象的描述记录了人民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的态度，以及为实现美好理想愿望而付出的不倦努力。同时，还有个别的长诗，如毛拉·毕拉里的《长毛子·优素甫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报告迷之死》（Walaktekkurupning elümi,1955年写成）等，把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通过用讽刺手法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面目而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为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全尽了一份力量。总之，在维吾尔长诗中无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激发人民的巨大热情，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杠杆。
总之，维吾尔长诗的内容包罗万象，在对崇高思想及高度责任感理解的基础上，用完美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反映了从人性、人民、国家、人类命运、道德品质、劳动本领、知识、英雄气概、人民性、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理想的君主、理想社会、现实生活、政治问题、审美观、法治思想、政治哲学问题、生与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等，而对忘恩负义、懒惰、愚蠢、背信弃义、厌世主义及社会群体中最危险和恶劣的行为则报以切齿痛恨，用犀利的笔触进行声讨和讽刺。总之，长诗作者们在自己的创作中非常重视社会效果和影响，以及审美价值、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他们深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人民中不胫而走、口耳相传，成为名符其实的“口头长诗”，永葆生命力。
长诗作者们都自由地运用了艺术方法。如长诗一般都把用几个单独情节突出主题的手法作为基础，这是东方穆斯林国家人民长诗创作特点在维吾尔长诗创作中创造性的延续。
长诗中的有些以悲剧结尾，有些则以恋人们相会的喜悦场面或以实现美好理想愿望的热情人们的欢乐场面结尾。当读悲剧性的长诗时，读者的内心虽然痛苦哀伤、柔肠百转，但在深入地看到事件的本质时，立刻就激起对黑暗时代、卑劣伎俩、专横跋扈、可怕命运，以及对封建压迫和奴役、吃人行为和残酷无情的愤慨和反抗情绪。悲剧英雄人物的精神是反抗高涨、扫除世界所有丑恶事物的象征，是为正义和自由开路的希望，它像大海波涛般汹涌、像曙光般照耀。
长诗的诸多形象，即人、动物、植物、食品、服装、被褥、劳动工具、器具、幻想和现实人物等，它们作为艺术形象在没有任何障碍和约束的状态下自由活动。
长诗的结构各种各样，有些长诗用单线情节表达一种思想观点，有些长诗则用多种情节线索表达。总之，古代长诗因在篇幅方面比抒情诗大，需要描述诸多人物形象和复杂情节，所以它第一：需要大量使用术语，需要自由地使用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第二：需要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不仅需要利用书面词汇，而且需要利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般的、生动的词汇。有些长诗虽然超越了时空，但仍以历史时代作为背景。这些长诗因旨在反映现实和理想，以及神秘形象和事件，所以突破历史语言的制约，在保存和使用民族历史语言，在把民间生动的语言和书面语言相互转用循环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有些长诗中的事件和人物因社会及文化等关系，借自邻近民族和其他民族。同时，因为很多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然科学观念及知识是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词汇也传入维吾尔语和维吾尔长诗中，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长诗语言的宝库。
语言大师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6.8万条语句中，组合使用了6,000多个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最多地汇集了维吾尔语言词句，从而树立了古代长诗运用语言的典范。另一位语言大师纳瓦依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使用了1,372,067个词汇，把它们组合成26,035个具有功能的词句。这位诗人仅在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中就使用了5,431个词汇，而在《五卷诗》（Hemse）中使用的词汇估计有一万以上。总之，为了创作长诗就必须掌握较之创作其它任何文学作品更多的语言材料，熟练地运用语言。这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因此，长诗作者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的熟练运用者，甚至是语言新成分的创作者。
长诗创作在维吾尔文学中成为主流，在于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民族文学界强有力、精干的文学家队伍以长诗创作传统为主导，创造性地接受邻近民族，尤其阿拉伯、波斯和其他民族长诗创作的优秀成分，从而形成维吾尔长诗创作的鲜明民族特征。
维吾尔长诗创作经历了由简单至复杂、由单弱至强大、由肤浅至深奥、由小至大的历史过程，最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纳瓦依等伟大诗人创作的不朽作品达到了世界水平。维吾尔长诗作者在达到这样文学高峰的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生死、拼搏、严峻考验和悲惨的流血。
由于维吾尔长诗具有艺术描写丰富，对诗歌的见解宽泛、深刻、清晰等高度的特点，因此所有诗人都能写，并竞相写。此外，维吾尔长诗并不孤立无援，它借助于本民族诗歌的各种形式发展丰富。维吾尔长诗作者将崇高的主题纳入置精炼而完美的艺术形式，殚精竭虑，形诸笔墨。他们为了深刻、宽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自己看到的形象外，还认真、创造性地描绘前辈诗人塑造并相传，成为典范的形象，以及能够鼓舞人们的理想化的形象和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富于魅力的形象，为塑造文学形象特征自觉地做出了成就。熟练地运用语言，把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是维吾尔长诗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当艺术技巧成熟，胸怀大志时，长诗作者们坚守“让它成为永久文物和无穷财富”的信心，脱颖而出。然而，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他们的作品的很少部分才成为经典长诗作品。总之，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鲁提菲、纳瓦依、赫尔开提、尼扎里、孜牙依、毛拉·毕拉里等人是维吾尔古典长诗创作的著名代表，而阿合买提·孜牙依、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阿布都热依木·乌提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买买提力·祖农、博格达·阿布都拉、库尔班·巴拉提等人，他们为把维吾尔现代长诗创作保存于当代，并在提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做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人民中不胜钦仰。
《艾里甫与赛乃姆》、《帕尔哈德与西琳》、《莱丽与麦吉侬》、《塔依尔与祖合莱》、《玉素甫与祖丽哈》等古典长诗，其艺术魅力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像光辉的里程碑一样继续牢固卓立，深深地吸引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诗人们的注意力。它们世代不断被创作而变成书面长诗，人手相传，大众竞相阅读，爱不释手。由于它们的强烈人民性占据主要地位，富于无比的吸引力，所以又回归到民间长诗的状态。因此，这些长诗的书面文本和口头变体之间的差异消失，成为人民集体智慧的共同财富，保持了在维吾尔诗歌中的火车头地位。
维吾尔长诗在种类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和特点。因此，对“长诗”（dastan）一词无须加任何附带说明或定义，就可以表示它是篇幅较大或大篇幅的一种叙事诗。
[1]《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乌拉木·乌普尔等编，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北京。
[2] 《维吾尔语祥解词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委员会词典部编，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乌鲁木齐。
[3] 《文学理论基础》阿布来提·乌买尔主编，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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